媒体表现与新闻教育

——以马航失联事件报道为例

作者：  半月谈杂志社总编室副主任、主任编辑 滕朝阳   2014-06-17 16:0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中国媒体在马航失联事件报道中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有主客观因素，客观因素大于主观因素。这一事件中媒体表现欠佳，从反向彰显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不可或缺，对学校和媒体的新闻教育提出了必须正视并切实加以改进的课题。

【关键词】马航失联  媒体表现 新闻教育

 

一、应有的宽容与必要的省思

 

 在马航失联事件报道中，中国媒体遭遇了集体尴尬。鲜花和掌声献给了西方媒体，认为只有它们的报道才使事件不断地逼近真相；而对中国大小媒体表现平平，调侃的说法是“中国媒体有三宝：转发、滴烛和祈祷”。

 客观地说，马航事件堪称人类航空史上最复杂的航空事件，至今真相不明。对于全世界的人们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事件”。从前，人们认为只有到达现场，才可能寻找真相，但探寻真相的道路从来曲折。而在这一事件中，“现场”是如此遥远而又如此变幻莫测，即使到达了“现场”，也未必能接近核心信息源，更不要说发布“独家信息”了。不能说中国记者都没有努力去接近核心信息源，只是他们中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成功，但这种努力不容抹杀。

 媒体是国家的代表，背后站着的是国家。正如有人早已指出的，媒体的竞争态势只是表象，它实际上是科技、工业、军事力量的对比，是国力的较量。比如，失联客机由美国波音公司制造、发动机生产商是英国罗罗公司、发送电子脉冲信号的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由美国霍尼韦尔国际公司提供、接受信号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总部位于伦敦……因此，与其说是倒逼真相的力量源自西方媒体，不如说源自它们所属国家的技术性优势。

 与经验丰富的西方记者相比，这一事件于中国记者还是一个“陌生事件”。可以说，中国记者在这一事件报道中表现出来的不适应有多大，与西方记者之间的差距就有多大。即使是获得一大堆荣誉的中国记者，在此次报道中也可能同样无所作为，与普通的围观者没什么两样。因此，这很可能是一种结构性、集体性缺陷，而这样的缺陷又与现实中的新闻教育存在重要关联。当然，这里所说的新闻教育，不仅包括入职前的学校教育，也包括入职后的职业训练。

 

二、新媒体时代的新闻门槛并未降低

 

 眼下的中国，似乎已进入“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新闻行业的门槛在降低，新闻职业的专业性被淡化，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面临着冲击和挑战。但从马航失联事件报道来看，记者这个职业不会消亡，新闻的专业性门槛依然存在。

 在这一事件报道中，区别媒体专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关于失联家属的报道。适度报道家属的情感和情绪是必要的，因为这不仅是客观事实，也可以对相关责任方迅速有效地开展工作造成压力与监督。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就既不合乎人性，也难以体现对生命价值的应有尊重和关怀。

 但过犹不及。一些记者由于按捺不住抓“独家”的心，将镜头、话筒、录音笔伸向了情绪失控的家属。网上热传的一段视频中，在北京丽都饭店的家属集中区，上百名记者挤在狭小的走廊，每有人进出，都会引起骚动。此起彼伏的闪光灯中，家属掩面快步走过。有数名家属到达，立刻被某些记者围住。一名年纪较大的男性边甩开双臂开路边喊“一边去！去！”而同行的一名女性则对记者大喊：“你们有没有家人？你们有没有家人！”

 这种对家属围堵式采访是粗暴的，全然不顾对方的感受，而事实上，家属此刻并不会比记者知道更多。在媒体上发布家属相拥痛哭的图片和镜头，还可能涉嫌侵犯对方的隐私。此种采访和发布的表现，是新闻功利主义压倒新闻职业伦理的表现，也是新闻教育缺失的重要表现。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媒体为了挖掘新闻点、制造轰动性，就是这样忽略采访对象的感受，甚至丝毫不顾及图片、画面对受众的影响。这是一种长期养成的习惯，而其源头，则可以追溯到新闻教育中片面强调抢抓新闻而忽视新闻伦理的培育。在诸多新闻传播院系的课程设置中，你甚至很难发现会有一门新闻伦理课独立地存在。而这样培养出来的记者，很可能成为没有人性温度的新闻业者。

 在这一事件报道中，区别媒体专业化程度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对信息的处理。马航失联事件发生后，各种信息满天飞，有人概括为“每天上午是造谣时间，下午是辟谣时间，晚上是竞猜时间”。这一次，媒体没有成为“瞭望的灯塔”，却似乎成了谣言的集散地，而新媒体的广泛介入，使这种情况更为恶化。

 最为典型的是，3月8日晚，一条据传来自所谓“越南通讯社”的报道在微信朋友圈内被疯狂转发——发现失踪的MH370，漂浮海上，大部分机身没入水中，乘客集中于尾部，部分乘客靠救生设备散落在周围水面等待救援。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个网民为“祈祷”出现奇迹而杜撰的假消息。造谣、传谣、再辟谣，几乎成了网络对这一事件关注的常态。这种状况不仅没有任何正面效应，反而混淆视听，会对乘客家属心理造成反复伤害。在此过程中，媒体也损耗了自身的公信力。相比较而言，传统媒体在发布信息上则慎重得多，真实性、准确性等新闻工作重要原则得到了坚守，也再次显示了传统媒体在内容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

 “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意味着人人都获得了空前的信息发布平台和自由，但这应是一种有责任前提的自由，新闻的专业性并不因此而消失，但可能需要有新的建构。如果新闻教育仍然拘泥于像从前那样追求时效性，而不是注重开掘事实、捕捉细节、优化信息、责任担当等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新闻的专业性也许就无从显现。

 

三、仅学新闻专业是不够的

 

 在国内媒体记者被嘲弄的另一面，是一些“民间高手”和网络评论员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写出了大量让网民深为佩服的分析文章。“凤凰新闻客户端评论员”唐驳虎就马航失联事件发表了一系列预测性报道，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很多人都是通过阅读他的分析评论试图了解事件的真相。但唐驳虎既没有达到现场，也没有内部线人，靠的是你我都能接触到的网络二手信息，据说他是用 4部电脑，电脑屏幕上整合信息，完成自己的分析判断的。这得益于他学自动化的知识背景和工程师的职业经历，当然还有他强大的搜索能力以及勤奋好学。相比之下，传统意义上的评论员就要逊色得多。因为这一事件涉及开飞机、飞机通信设备、卫星、马来西亚政治等诸多专业领域，没有相关知识，不要说去做分析判断，恐怕连别人的分析判断也看不懂。

 唐驳虎的声誉鹊起，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中国新闻教育的不足。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曾举例说，日后成为优秀记者的郭超人，上世纪 5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语言学老师是王力，文学史老师是游国恩，经济学老师是陈岱孙，这些都是大师级的师资力量。据此，我们可以说，郭超人在成为一名记者之前，因亲炙大师而有多方面的知识准备。但我们不知道的是，郭超人还下力学习了新闻专业之外的知识，这两方面条件的具备对于一名记者的成长都十分重要。

 上世纪 80年代，中国高校中的新闻传播类院系还没有现在这样多，而其课程体系除公共必修课之外，主要是语言类、文学类和新闻专业类，且在必修课、指定选修课中占有很多比重。几十年过去，新闻专业类毕业生的知识结构自然与过去有所不同，但在他们身上积累最多的恐怕还是语言的、文学的、新闻的知识，人文的、社会的知识很少，理工类的知识就更不必说。当然不是说现有的课程体系没有价值，但从这种课程体系中走不出像唐驳虎这样的评论员则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安排鼓励学生更多汲取新闻专业之外的知识，那么课程体系建设就应有所表现，比如加大新闻专业课程之外的学分比重。当然，即便如此，也需要学生的兴趣和自觉相配合。

 我们所说的新闻的专业性，不应仅仅理解为在技术上严格遵循专业化的报道规范，同时也应理解为对报道对象的专业化呈现。在马航失联事件报道中，相关专业知识的缺乏，可以使一名老记者插不上一句嘴，只能眼花缭乱地看别人的报道。实际上，对于比较专业的报道内容，如果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连正确有效的调查路径都可能找不到。而更消极的后果，则是由于无心之失而导致新闻失实，这样的事例在日常报道中可谓屡见不鲜。如果没有专业知识的积累，那么就可能迷信所谓专业人士，丧失常识判断，没有识别能力，甚至闹出误把抽水井当排污井、误把杂交玉米种子当成转基因种子一类的笑话。应该这样看，专业知识积累与新闻把关能力是一种正相关。

近些年来，媒体特别是新媒体聘用人员日益呈现开放性和多样化，很多非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和新闻专业毕业生一样都能得到进入媒体工作的机会，有的媒体部门甚至已不再吸收只有新闻专业知识背景的毕业生。这种态势中有进步的一面，也有值得反思的一面。

 如今提倡终身学习，而新闻从业人员不仅应该为之表率，简直就是做好工作的必需。除了自学，媒体通过各种形式推进记者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到了媒体，在一般意义上从事相关报道比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更具比较优势，但同时也很可能存在缺少新闻专业熏陶的不足。不过，现在不少媒体并不重视对新入职员工此方面的培训，或者培训极不充分，仿佛只要进了媒体，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新闻专业人士。其消极结果之一，是记者不易成为事实的澄清者、谣言的终结者，反而容易成为不实信息的传播者。而另一方面，一些传统媒体的组织架构并没有体现出培养专家型记者的愿望和意图，而表现为粗放分工的组织形态，并且经常发生岗位调整。产业的分工细化，并没有引发媒体记者分工的相应变化。人们不难看到，国内的专家型记者目前寥寥无几，更多的是万金油式的人才。一个记者能不能成为专家型记者，自然离不开个人的主观努力，但媒体组织的制度安排也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说西方媒体的报道倒逼马航失联事件逐渐接近真相，那么，国内媒体在马航失联事件报道中缺少亮点，也未尝不可以说应该倒逼从高校到媒体对新闻教育的反思。

 

编辑： 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