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荆州战疫”

作者:李晶川系深圳晚报财经新闻中心执行主任,深圳报业集团战疫报道特派荆州记者  2020-07-24 15:00  新传播    【字号:  

荆州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1 月 19 日,我还带着家人住在监利。当时,疫情已经公布,但县城里弥漫的全是春节的喜庆,商场酒肆里全是买年货的人潮和觥筹交错的声浪,只有我们全家三口人戴着口罩行走在路上,显得和一切格格不入。没承想,不到一个月之后,那里竟然就是我的任务区。

2月14日,情人节。手机在从宜昌到荆州的路上没电了。

23时50分,我随深圳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抵达荆州,入住绿地花园酒店。在车上就看见酒店门口8名当地民警在寒风中分两列在酒店大堂门口立正敬礼,直到全部人员进入酒店。

一进大堂,就听见有人喊“领冬装”,发现排了一长溜桌子,荆州当地政府给每个人准备了一件当地产的的羽绒服。大家紧张有序地迅速领完衣服,然后各地医疗队队长给队员分发房卡入住。

我发现我们4个记者还是没有人管,于是直接去找了广东省医疗队队长李爱国。果然,他和广州机场的省卫健委工作人员一样,不知道我们4名深圳记者的存在。不过这种情况依然属于正常,战时条件下很多事情并不需要废太多口舌,三言两语说明情况,李队和荆州当地接待人员果断给我发了4张房卡,然后一人派了一盒方便面和一个面包。我们从深圳出发开始就没有饭吃了,当然,每个人都一样。飞机上,南航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热包子,还有两杯酸奶。我跟唐总还有旁边深圳卫视的同行排了个顺序,卫视的小朋友先吃,唐总第二个,我第三个。吃的时候小心翼翼,不让手直接碰到食物。打开口罩就意味着危险,你身边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病毒携带者。这当然不是指我们在飞机上,而是在接受防疫培训的时候,教官给我们灌输的防疫意识。

但行李什么时候到,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的防护用品都在大行李里,现在只好先回房间。我有在摄影包里放一个备用充电器的习惯,进到房间里一翻果然有,所以终于可以开机记录了。

从宜昌落地开始,不停地收到同事和朋友的问候、叮嘱和祝福,以至于都没有时间打个电话给家里报平安。正在微信上跟新媒体的小伙伴商量明天做什么内容,手机忽然提示30秒后关机。正在这时儿子打电话过来,我赶紧接通,急速对他说,我手机没电了,已经到了宜昌,正在往荆州赶,一切都好,不要担心……我只听见他在电话里说了一个“好”字,手机就罢工了。

手机重新开机以后,我看见报社在发我们抵达的消息了,那是我在宜昌下飞机的时候,慌慌忙忙根据出发消息改写的。

荆州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1月19日,我还带着家人住在监利。当时,疫情已经公布,但县城里弥漫的全是春节的喜庆,商场酒肆里全是买年货的人潮和觥筹交错的声浪,只有我们全家三口人戴着口罩行走在路上,显得和一切格格不入。没承想,不到一个月之后,那里竟然就是我的任务区。

从宜昌过来一路上大巴上寂静无声,没人说话,偶尔有人看看手机,发发微信,大部分人都在闭目养神。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到了战场,得利用好各种机会养精蓄锐。几个小时后,没有硝烟没有呐喊的冲杀就会开始,那时候,像现在这样安心地打个盹儿,很可能都会是一种奢求。

在广州机场担心跟不上大部队的时候,荆州日报副社长邓凤奎先生跟我取得了联系。随后,安排了报社负责卫健委和监利县的两名记者和我对接。“有什么困难就说,你们是来救荆州的。”他们都这么说。

我在兵荒马乱的广州机场还抽空跟北大医院医疗队的队长易黎、临时党支部书记王玲正式说了尽快组一个联动群的事儿,他们答应了,不过暂时还没顾上落实。

易黎说,天亮以后他们就要接受相关培训,了解和熟悉当地医疗风格,然后具体领受任务。当然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队内人员的个人防护和集体防护。简单说,就是要在每个队员的住处设置隔离区,外出以后衣物鞋子随身用品,必须放在隔离区,坚决不能带进生活区。

但我们现在还不能指望易队他们,我看得出来,他们一时半会儿还顾不上我们。好在我们出来之前接受了培训,我们也可以自己试着在房间里设置隔离区,特别是从天亮以后开始。

第二天一早,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突然降临,肉眼可见的雪花飘落在树上、屋檐上、汽车上,化作层层叠叠的“白纱”。

这是荆州2020年的第一场雪。

这就是我在荆州的第一天,在几乎所有人都闭门不出的时候,我和战友们逆流而上,来到战疫的最前线,准备用文字和镜头传递每个值得被记录的瞬间。

自疫情暴发以来,我先后两次报名上前线,三次捐款抗击疫情、实名加入联署敦促立法杜绝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并采访深圳给排水专家得出需要提升污水处理消毒标准的结论。

得知国家公布了广东对口支援荆州的消息,我预料到荆州医疗队随时可能组建,于是再次请缨前赴一线。

作为深圳晚报的一名老兵,我在从业的20年间曾经先后走上“非典”、汶川地震、雅安地震、鲁甸地震和光明滑坡的采访现场。长期从事应急抢险相关行业报道且受过相关的专业训练,让我基本上没有缺席这些年的重大突发事件报道。

2月12日深夜,我收到了代表深圳报业集团随队前往荆州采访的消息。就在差不多同时,我刚退役不久的儿子也接到通知,他报名参加志愿者的申请已获批准,将随时增援深圳社区防控一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在朋友圈发出自己穿上防护服的照片打趣说。

在派出名单确定之前,我没有告诉家人。

每次上前线都是这样,家人一定会担心,所以能让他们少担心一天也是好的。

临行前,家人送我出小区,帮我把大大小小的装备和物资搬上车。以前出发都是我一个人背着包就走了,没人送,包括汶川地震去映秀的时候。那时情况很紧急,我接到任务马上就收拾行李出发了,家里也没有人。

2月15日下午,我们在风雪中出发,奔赴监利。两天后的2月18日清晨,深圳医疗队正式上岗。

本次的任务区是监利县人民医院,距离医疗队驻地不远,步行大概10分钟。

首批上阵的医护人员是三个90后小护士:赵晨曦、刘璐、钟玲。她们当中两个25岁,一个26岁,是医疗队中年龄最小的三个队员。迎着朝阳,我把她们送到监利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大楼门口。“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嗯,你们注意安全。”在大门口,我目送医疗队员进入“战斗岗位”。然后,迅速发回一条视频新闻。

19日早上,我分别送护士陈洁丽和张佳佳上小夜班和大夜班,顺便把下了小夜班的陈洁丽接回酒店。

陈洁丽手背已被橡胶手套勒得通红,耳朵被口罩勒得很难受。她回到酒店的第一句话是:好饿!因为穿着防护服不方便,数量也有限,只要脱下来就得换一套新的。上班前她们都不敢吃东西和喝水,连续五六个小时穿着四套衣服,层层保护。

在采访中,护士们表示上班的感受比想象中好很多,不紧张。病人情绪大都很乐观,有的还在病房里做操、锻炼。医护人员首战的出色表现和平安归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和医护人员面对面交流时,我架起相机记录她们的工作环境和状态。待她们的身影消失在医院门口时,我在同样紧张的状态下整理素材、剪辑视频和编辑稿件。

疫区采访不同于正常状态下的采访,未知的状况随时可能发生。

从赶到监利开始就我没睡过午觉,大多数时间晚上就睡三四个小时。因为随时都在待命,所以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前线的很多情况,都是在后方很难想象的。

由于所有人都是被临时组合的,彼此并不熟悉,不时会因各自的采访需求和任务差异产生冲突和矛盾。

刚到前线的时候,最大困难是队伍内外各方面的协调问题。比如记者找到了想拍摄的场景却遭到队长拒绝、前线的工作人员难以抽身接受采访等等。

但一线记者必须具备较强的应变能力,从国家到地方再到单位的战时联动机制不断完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不过,在监利我始终没有得到进入病区采访的许可,这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只是在全县新冠病例清零后,我才被得到一个机会,和深圳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一起进入当地最大的一个出院患者隔离点采访。尽管也是全副武装,但隔离点毕竟不是病区,所以还是非常不甘心的。还好,后来深圳第四批支援荆州医疗队队长卢涛给了我一次机会,我终于走进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ICU病房,完成了珍贵的火线采访。

当然,医疗队如此慎重,完全是为了我的安全考虑,也是为了整个医疗队的安全问题考虑。如果队伍中有一个人被感染了,包括记者在内,全队就会被立刻隔离,这是一个大事情。所以,在前线绝对不能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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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随队记者,和深圳、珠海、清远、阳江的66名医护人员住在同一个酒店里。记者的工作不可能让我像医护人员一样,下班就在酒店房间里休息,我必须要跑更多的现场采访更多的人,所以我必须自觉把自己训练成一个防护专家,无论在外采访还是回到驻地酒店,都要用比医护人员还要严格的标准来做好自我防护,因为一旦我不慎中招,将会导致全队隔离,这种后果,我承担不起,报社承担不起,集团承担不起,深圳也承担不起。

绝大多数时候,我只能根据采访对象的要求来决定采访时间和地点,这就导致我很多时候都是回来吃冷饭甚至没饭吃,跑去后勤组要一盒泡面解决问题。我是以集团特派记者身份来到前方的,所以我要面对全集团所有平台的报道需求,特别是各新媒体平台的报道需求。每天读者看到的一两分钟的视频产品,其实素材量非常大,加上整理的时间,没日没夜连轴转是常态。连续一个多月这样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对生理和心理造成的压力可以想见。所以,每当报社其他记者跟我说他们其实也非常渴望来前方的时候,我都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他们说:这地方可不是那么容易来的,来了更不是那么容易待得下去的。

深圳这次派往荆州的两支医疗队,队员分别来自同一家医院,这对他们开展工作来说非常方便,但对前方记者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麻烦。因为他们自成体系,融入难度更大,加上疫情报道敏感的特点,记者想获取自己希望得到的信息,传统、常规的采访方法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只要队长不说话,任何队员都不可能说话。这是技术层面上疫情采访给前方记者出的最大的一道难题。我也想了好多办法,先是让领导买了两部手机,这就是战疫24小时、进留观点、进ICU的视频产品装备保障。后来我进入住院楼给他们拍了天使之眼的专题照片,据此做了七剑战荆州、容城卫、警医卫的漫画选题,读特后方编辑部脑洞大开,让武汉的三支队伍也加入了进来,后来又在做全体77位援鄂医疗队员的漫画合集策划。战疫24小时的视频产品,是在全体医疗队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他们在舱内既是被采访对象又是直接采访和拍摄者,整个采访拍摄整整用了3天的时间才完成。荆州和监利两支医疗队的天使之眼组照,也是这样没日没夜地连续干了4天才完成的。

不过也有例外。有一条稿子就是好像非常轻松的意外收获。

3月1日清晨,我按照事先计划,前往监利县人民医院采访深圳医疗队护士下夜班返回驻地的情况,完成采访后与医疗队员一同返回酒店餐厅,发现餐厅里安排了厨师供应汤面。因防疫需要,之前酒店供应的早餐都是盒饭,我马上采访了酒店后勤负责同志和厨师,得知是县委为了改善医疗队生活条件,专门安排了县委食堂的厨师从当日起每天到医疗队驻地酒店,为医疗队供应汤粉汤面。

意识到这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暖心举措,我马上拍摄了现场视频、写好文稿,以《隔着口罩都能闻到的汤面香味儿》为题发回后方。随后,读特做成视频新闻,晚报、深圳新闻网等平台先后进行了转发。

3月9日下午,广东医疗队荆州前指宣传组突然通知我,这条稿子被孙春兰副总理批示了。原来,孙副总理非常关注援鄂医疗队的生活情况,这篇小稿引起了她的关注,在对监利提出表扬的同时,她要求湖北各级政府一定要重视医疗队生活保障工作。

这篇稿件能得到孙副总理批示,我本人感到非常意外。但细想之后也在情理之中,证明了中央对各地援鄂医疗队生活的高度重视和关心。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地方媒体,只要深入一线扎实采访,抓住党和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问题,同样可以写出有反响的报道。

在前方,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到达监利的第三天,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街上偶遇了监利摄影家协会的廖建华老师,通过廖老师又认识了秘书长何伟老师。从那天起,直到我离开监利,他们专门组织了一个团队做我的助手,不仅随叫随到,还成了医疗队的志愿者,搬物资、当车夫,只要叫他们,都是争先恐后。当地宣传部、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来酒店给我们做早餐的大师傅,都成了我的哥们儿,特别是监利县人民医院医务科的吴兆钊科长,很快就成了我最可靠的“友军”。有了他们的鼎力协助,我才能有这么高的效率,他们也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我在监利又多了好多过命的朋友,我走那天,他们全都跑来送我,让我非常感动。

作为一名记者,我很自豪见证并记录过许多苦难与辉煌,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我们无不是在挫折中奋进,但从来都没有泯灭良知,没有忘记理想,没有放弃希望。

编辑:郑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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