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小平同志两次视察深圳,他让瞬间化为永恒

——“老记”江式高谈新闻摄影

作者:深圳特区报记者 张锐  2021-01-08 15:16  新传播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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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8岁的江式高干起了专业摄影记者这个行当。“两轮过闹市,一镜走天涯。”这是他对自己摄影记者职业生涯的描述。作为深圳老一辈摄影记者、深圳特区报第一任摄影部主任,江式高在20世纪80-90年代,踩着单车,背着相机,穿行于深圳的工厂车间、高楼地盘、街道田间,将一个又一个农民工、打工妹的生活面貌定格下来。他的《死不瞑目》《斑竹泪》《金华“人”腿》《买股票的女人》《“比基尼”进入中国》等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作品都曾引起广泛关注。

然而,最令他难忘的,是1984年、1992年小平两次视察深圳时,他都全程随同采访,拍下了大量珍贵的新闻照片。尤其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发表南方谈话时,他受命跟随采访。他把88岁高龄的邓小平的伟人风采,通过一张张或目光睿智、手势坚定,或幽默风趣、表情轻松的照片,呈现在世人面前。

好的新闻摄影,不是新闻事件“够了”就可以

1984年,小平首次视察深圳,江式高临时受命,全程陪同拍摄。那时候,江式高供职的深圳特区报刚刚成立不久,他带着一台尼康FM2相机,镜头也只有小变焦,“照片放大后,清晰度差了很多”,江式高回忆起来,觉得有些可惜,“器材虽然不能决定新闻内容,但决定了照片的质素。我拿着照片去找领导反映,后来市委宣传部批了款项,报社购置了莱卡相机。从那以后,比较先进的器材,都是特区报先引进来,引领了一段技术潮流。”

能够拍摄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行程,是摄影记者梦寐以求的,江式高想着不能总是自己“出头”,他希望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让给其他同事。所以在小平将要二次视察深圳的消息传来时,他便表示过这个想法。但最终,这任务还是交到了他的手上。1992年1月19日上午,小平乘坐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这一次,江式高做了充分的准备,带了三个相机:莱卡R6、莱卡RE以及尼康801,以及5个镜头和充足的胶卷,全程共拍摄了10多卷胶卷,每卷胶卷36张。

要知道,仅做足硬件准备,并不能保证一张优秀新闻摄影作品的诞生。

江式高说,好的新闻图片,第一取决于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随领导人视察出访,你的作品就放在头条,拍出来的照片容易获奖。但是当你拥有了绝对性的优势机会多了以后,就容易掉以轻心”。因此,他常常强调不能仅仅满足于新闻事件“够了”就可以,应付见报而拍,这是一种偷懒的行为。他提起俗称“机器+人”的拍法,就是当时常见的一种政务新闻拍摄手法,常见于领导考察企业工厂的新闻中。这样的“套路”是不会出现在江式高的作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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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20日,小平同志一行来到先科公司考察参观,已随行拍摄了两天的江式高,都找不到拍特写的机会,心急如焚。“因为每到一处,都必须考虑交待环境:到了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陪同的有哪些人?特别是害怕漏了谁,还必须尽可能地多拍一些随行者。拍好人物特写,一要有机会单独拍摄一个人,二要他恰好有好的表情,三要有好的环境和光线。假如环境一片杂乱,假如用闪光灯正面一闪,都不会有好的特写照片出现。”

在先科公司演播厅,小平同志观看光盘,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间。“我先利用电视射灯拍了一幅与谢非同志谈话的镜头。电视灯熄灭后,大厅光线很暗,我连忙换上400°的黑白胶卷,因为黑白胶卷由自己冲洗,可以提高感光度。装上400°胶卷一测光,测光表打不起来;再提高到800°,仍然打不起来,只好再提到1600°,我用莱卡相机180mm镜头,光圈开到2.8,快门速度也只有1/4—1/8秒。这样的速度加这样长焦距的镜头,是很容易抖动的,我把相机紧紧贴在墙壁上,连拍了几张。按常规冲胶卷,显影只要五六分钟,但这筒胶卷显影20分钟时(一月天又冷),用安全灯一看还是一条白带子。到30分钟才略见潜影。当显影到第41分钟时,老人家的光辉形象终于出来了,心里的千斤石头终于放下。后来证明,这是小平同志在深圳五天,我和我的同行们拍下的唯一的一张最好的特写。”

在新闻摄影界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摄影记者就是记者摄影”。江式高认为,“摄影记者要有头脑、新闻意识、新闻修养,这是与‘发烧友’的最大不同。”在拿起相机前,江式高做过多年文字记者,练就了一身硬本事。在文字采写岗位上积累的政治素养、新闻敏感和业务素质,让他在进入新闻摄影职业道路上,多了底气与判断力。

迟来6年的大奖

小平第二次视察深圳,江式高感觉和上次完全不同,“下车后本来是安排他休息,但一开始就坐不住,想要到处去看看。从下车后在迎宾馆散步开始,他就发表了很多谈话。他的谈话都是有感而发,一句接一句,非常缜密。”江式高还记得,这一次,小平的精神很好,气氛非常和谐,“他还首次穿上了夹克,以往他一直穿中山装。”

在江式高拍摄的众多照片中,有一张照片被广泛使用,那张照片是小平在仙湖植物园参观珍稀植物花房,面露微笑,手指前方,前面鲜花盛开。“拍摄时间是早上9时左右,阳光灿烂,小平前面的地形有点坡度,并且有一条小水沟。我赶紧跑到他前面,隔着小水沟和一排鲜花拍摄,那丛鲜花大概只有三四十公分高,我差不多趴在地上拍摄,把前面拍成一片虚幻的鲜花,烘托出春天的气息和小平同志满面春风的神情。”

6年后,这张照片从1978年至1998年间所有的新闻摄影精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由中国记协、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等单位主办,反映改革开放20周年的《改革之光》中国新闻摄影精品奖唯一的一个“最佳奖”,并入选《中国百年新闻经典·摄影卷》,可谓尖子里面再拔尖。1998年,在北京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当代著名新闻记者、原新华通讯社社长穆青为江式高颁发了特等奖奖状,奖品是一台当时最新款的尼康F5相机。

1992年的新闻摄影作品,1998年才获了大奖,这“迟来的大奖”令江式高感慨万分。他说:“好的照片,第一要被大家认可,大家说好才是好的;第二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摄影记者要常思考,眼前的照片过了10年、20年,还是不是好的照片。”

新闻摄影,就是要“抓”那一瞬的永恒

作为老一辈深圳摄影记者,江式高做新闻始终坚持着高标准,要出“头等货”。他说:“除基本素质外,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比别人吃更多的苦,出更多力;二是比别人动更多的脑子,要有高招。”曾在文字记者岗位时,他就常要求自己“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独家新闻才珍贵。无论是新闻的主题、结构、语言、素材等,总能有记者的发力点。比如:外国元首访问深圳时,记者往往拍一张少先队员献花或参观的照片便可交差了,江式高则会坚持跟完全程,“因为你不知道参观过程会发生什么。同时,还会有别的媒体记者同台竞技,不可掉以轻心。”

20世纪80年代初,来深圳的外国领导人、国家领导人很多,常常有多家媒体的摄影记者随行拍摄。次日,江式高都会摊开各家报纸的见报图片,甚至剪下来比较:比细节,比角度。1992年,小平曾在深圳仙湖植物园亲手栽下一棵高山榕树,将改革开放的希望深深地根植在这片热土。为记录这一场面,多家媒体的摄影记者都挤到同一个“最佳”角度拍,江式高也在记者群中拍了两张,但画面效果并不理想,他环顾四周,巧妙地避开了杂乱的背景,让小平同志植树的身影更明晰地呈现于画面中,这张照片,也是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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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演员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摄影记者这一行,就看快门按下的那百分之一秒,也需要有十年功。”新闻摄影要“抓”那一瞬的永恒,一旦错过,就无法弥补。因此,江式高采访总是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不惜体力。1992年,在民俗村和“锦绣中华”,小平同志乘电瓶车缓缓地游览,记者们边跑边照。“电瓶车的直线里程是五公里加五公里,我跑动的曲线距离应该比这多得多,对于年届花甲的我来讲,不算是太轻松。”而这样的工作态度,也成为了他两次随行拍摄小平南方视察的原因之一。

江式高热爱摄影,专注新闻摄影,因为“新闻照片在记录新闻的同时,也就留住了历史,所以它是摄影门类中最能反映生活、反映时代、反映人的、最生动感人、最有魅力的部分。沙飞拍摄的鲁迅,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石少华拍摄的毛主席与小八路,洛蒂拍摄的周恩来,都给人留下了永恒的印象”。回忆过去,虽然他曾两次拍摄了小平在深圳的行程,记录了无数动人瞬间,但江式高却成了随行人员当中唯一没能与小平同志合影的人。“能为小平同志留下这么多珍贵照片,已是我毕生难忘和子孙都光荣的了。”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李伟明:

莱辛在其艺术理论名著《拉奥孔》中提出,艺术作品“最能产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了”。新闻摄影通常被俗见排除艺术范畴之外,但它实为新闻与艺术的高度融合,是对新闻事件中能让想象自由活动的一刹那进行瞬间定格的艺术。深圳特区报第一任摄影部主任江式高1992年拍摄的《邓小平视察深圳》,6年后被评为1978-1998年间中国新闻摄影精品奖惟一的“最佳奖”,就是因为这张照片以精巧的角度和鲜明的构图,抓取了一个极富生活化的场景和时刻,让人们可以无限畅想扑面而来的春天气息和改革开放的明媚远景。但要发现和捕捉这一刹那,新闻摄影记者往往要千回百转,在同行的人潮中,在不断行走和变换的场景中,苦苦寻觅,另辟蹊径。这对摄影记者的要求非常之高。文字记者出身,又专职摄影十余年,让江式高既有出众的政治素养和新闻敏感,又能对作品的表现力拿捏有度,再加上他勤谨不懈地投入与执着,才有了这张把伟大中国的历史性一刻变成永恒的新闻摄影精品。

本文编辑黄浩

编辑:郑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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