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名理性的记者

——访第12届中国新闻奖消息类二等奖获得者苏荣才

作者：深圳特区报记者 戚金城  2021-01-08 15:16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放眼深圳经济特区走过的40年光辉历程，新闻事业在特区建设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深圳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引。21世纪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我国已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当时，依靠“三来一补”产业发展起来的深圳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时为深圳特区报社记者苏荣才采写的《56名女工状告工厂搜身侵权》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大背景下。

女工能在深圳集体起诉工厂搜身，除了她们维权意识的觉醒，还和当时深圳良好的法治环境息息相关。2001年4月，深圳市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深圳市2001年依法治市工作要点》，增创依法治市新优势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成为“十五”期间深圳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从提出“依法治市”到“打造一流法治城市”，再升级到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城市”，扎根深圳新闻事业27年的苏荣才，用“理性”的眼光见证着深圳越来越完善的法治环境。尽管已经时隔19年，苏荣才对那次“搜身”事件仍然历历在目。

理性观察，巧选角度

《56名女工状告工厂搜身侵权》这篇短消息刊登在2001年8月3日的《深圳特区报》上，并在第12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荣获消息类二等奖。这篇仅有560个字的短消息，能在众多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苏荣才选取了独有的新闻角度。

深圳市龙岗区坑梓镇（今坪山区坑梓街道）的宝洋产业制品厂（以下简称“宝洋厂”）当时是一家以生产假发为主业的韩资企业，出口额在当年的坑梓镇居前几名，有员工2000多人。2001年7月30日，该厂怀疑女工偷盗原毛等原材料，6名女管理员及5名男管理员闯入车间，对56名女工进行搜身。8月2日，56名女工不满工厂管理人员“公然强行搜身”，向龙岗区人民法院坑梓法庭递交诉状，状告工厂严重侵犯她们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要求工厂公开赔礼道歉，并向她们赔偿精神损失费。

苏荣才在接到读者报料电话后，迅速赶到了宝洋厂，同时前去采访的还有许多其他媒体的记者。据苏荣才介绍，在采访现场，很多记者把目光聚焦在了工厂为何搜身、如何搜身、搜身时间有多久、女工如何哭诉等问题上。比如，部分媒体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写：管理人员呵斥女工双手抱头不准动，并要求她们像狗一样趴在地上，几名女管理员把手强行伸进女工内衣裤进行大肆搜身，还将个别女工上衣及内衣脱掉。

这些细枝末节，苏荣才的报道中基本没有提及。大多数媒体将观察角度选择在“搜身”上，却忽略了这起事件与以往类似事件最大的不同——女工自发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在最初依靠“三来一补”产业发展起来的深圳，虽然工人和企业之间时常会有一些摩擦，但56名女工集体自发状告工厂搜身，这样剧烈的劳资冲突是空前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刘保全在评析该获奖作品时称，苏荣才抓住这个不同点连续报道，其观察角度、思想角度的选择就独具特色，胜人一筹。

平衡客观，让双方说话

既然是双方纠纷，在法院判决前，谁是谁非尚无定论，除了角度新鲜外，苏荣才凭着一股劲，让双方都发出声音。

据苏荣才回忆，采写宝洋厂女工被搜身事件并不算很顺利。“8月2日上午，我们接到读者报料后，立即赶往50公里外的工厂，采访女工、工厂的其他员工和当地的劳动部门。”苏荣才说，当时原特区外的“三来一补”工厂大多平时也大门紧闭，加之媒体闻讯后蜂拥而至，可能面临“长枪短炮”的宝洋厂更是严守大门，这成了苏荣才采访的一块绊脚石。

为了使报道更客观，让双方说话，苏荣才想尽办法，最终通过当地劳动部门，说服了对媒体紧闭大门的厂方负责人接受独家采访。当天晚上七八点，苏荣才很快就完成了稿件。

第二天，当纸质媒体、电视媒体分别把大量篇幅、大量镜头对准如何搜身等细节问题时，苏荣才的这篇报道却独家加上了宝洋厂负责人的声音：否认实施了集体搜身行为。此外，还有坑梓镇劳动站的调查结果——宝洋厂管理人员对其中三四位工人的衣服口袋进行了检查。

据介绍，考虑到这则新闻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深圳特区报在一版“今日导读”栏对消息作了推介，而将稿件安排于A7“深圳新闻”版的头题。在这条消息稿的基础上，还配发了两条稿件：一条是宝洋厂5名女工讲述事件经过——《“我们这样被搜身”》；另一条写的是宝洋厂3名管理人员（含韩方）对搜身事件的看法——《“这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

“三来一补”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指的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正是凭借这种贸易形式，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初期，深圳企业淘得“第一桶金”，并进入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劳资纠纷增多，也是深圳那个阶段的产物。如何在外资和工人之间寻取平衡，对政府和媒体都是一个考验。

“在劳资关系报道上，当时国内部分媒体过度强调工人的福利和权益，比如工资。”苏荣才说，“到我们这里来投资的，都是促进我们发展的，有问题讲问题，没有必要贴标签。如果动不动就渲染日资韩资等外来企业，煽动民族情绪，这显然不利于引进外资。”苏荣才的稿件中，提及韩资企业宝洋厂只有一句话，并且放在了最末尾。这样的处理，显然是淡化了外资企业的笔墨，而将最具新闻价值的部分放在了前文。在初步工业化时期，如何理性看待劳资纠纷，对外资和对工人的报道都不失偏颇，是党报应有的担当。

报道引起轰动，纠纷很快解决

2001年，纸媒正处于黄金时代，报纸成为人们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主要载体。当时，互联网还在起步阶段，更不要说后来兴起的移动社交媒体了。据苏荣才回忆，56名女工被搜身事件见报当天，就在深圳引起了广泛关注。相关资料显示，当时国内外有70多家媒体报道或转载该事件。

从8月2日递交诉状，到8月24日至25日开庭审理，并在审理后有了初步结果，宝洋厂和56名女工原则同意进行庭外调解。党报的介入，让这起重大劳资纠纷案件快速案结事了。最终，经龙岗区人民法院调解，厂方同意向56位女工每人支付4000元人民币的赔偿金，并再次口头表示歉意，同时欢迎这56名女工回来上班。然而，这些女工心灵上受到极大伤害，大部分都辞工了。

“搜身”事件就这样宣告落幕。然而，和该案有关的话题却并没有停歇。苏荣才说，劳资纠纷和冲突在当时的深圳，还不算是最激烈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定的苗头。”在此后的几年，类似“搜身”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2004年，坪地某工厂每天下班排队搜身；2006年，南联社区某工厂女老板丢失手机，全厂集体搜身。这些事件都曾引起轩然大波。

苏荣才回忆，宝洋厂56名女工状告搜身侵权算得上工人通过法律渠道维权意识的觉醒。后来，全社会的维权意识也在增强，搜身的事情也逐渐少了。但是，劳资纠纷与冲突，仍是深圳存在的问题。进入2010年，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发生，又使得劳资关系成为深圳最引人关注的话题。“劳资关系是深圳那个阶段的一个产物。”苏荣才说。

时代在变，客观理性的报道方式不会变

苏荣才199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即来到深圳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先后在报纸和电视媒体供职，现任深圳广电集团总裁助理、融媒体中心主任。一直在传统媒体耕耘的他，不认同唱衰传统媒体的观点。

苏荣才举例说，假如深南大道发生一起多车追尾事故，路过的车主或行人就会拍个照，再附上文字：“啊！这里撞了，好惨烈！”他说，作为职业记者去到现场后，要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发生的过程是什么，死伤情况怎么样，伤者送到医院后救治的情况怎么样。“原因是因为司机违规，还是因为酒驾，还是因为道路设计得不合理，交警部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苏荣才表示，努力呈现事件的全貌才是机构媒体人的职责，而不是如盲人摸象一样只知局部。

以移动智能手机为代表的信息传播载体，对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颠覆性变革。此外，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的兴起模糊了传者和受者的身份，使得人人都能成为自媒体。苏荣才认为，和当年相比，如今的媒体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受众获取信息的需求没有变，记者展现事件全貌的职责没有变，新闻报道的理性、客观性、真实性、建设性也没有变。

“理性”二字，是苏荣才接受采访时表述最多的字眼。“单纯地揭露、揭丑、扒粪，这不是我们中国媒体的生存之道。”苏荣才认为，把握和平衡报道方式，去情绪化，保持客观、真实和理性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编辑：郑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