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聚焦”团队成员讲述获奖报道背后的故事

美国“聚焦”团队成员讲述获奖报道背后的故事

作者：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数据可视化记者，美国迈阿密大学公共管理学硕士 吴嘉川；美国迈阿密大学新闻学硕士，主攻方向为数据新闻 刘佳昕  2016-06-20 16:58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早在2002 年，包括Carroll 在内的“聚焦”团队成员采写了一系列深度报道文章Church allowed abuse by priest for years 揭露了天主教教会系统性地庇护猥亵儿童神父的丑闻。最近由于电影《聚焦》（Spotlight) 获得第88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这一获普利策奖系列深度报道再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关键词】调查新闻 数据 新闻影响力

一、数据新闻是一种报道方式

“不如我们先说30 秒，测试一下你的录音设备是否能正常使用吧。”在采访开始前Carroll 这么对我说，尽管已经离开了新闻编辑室，Matt Carroll 依旧保持着调查新闻记者的严谨和专业。

2016 年3 月的丹佛万豪城市酒店里， 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学者们不断穿梭在NICAR（美国计算机辅助报道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平行会议现场。一场关于数据在调查新闻中的实用演讲结束后，波士顿环球报深度调查团队“聚焦”（Spotlight）成员Matt Caroll 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会后Carroll 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并为我们讲述了许多该调查报道背后的故事，它们中有些出现在了荧幕中，而有些并没有被记录在电影里。

一、“聚焦”调查新闻报道团队

“聚焦”团队成立于1970 年9 月27 日，在近45 年时间内，一共调查推出了102 篇报道。Walter V.Robinson是当时由四人组成的“聚焦”调查团队负责人，“他一半时间工作，另一半时间都在打高尔夫球。”Carroll 这样打趣道。主导Church allowed abuse by priest for years 这篇报道的是当时刚刚上任的报社新主编Marty Baron，而如今他已经是《华盛顿邮报》的执行主编。除了Carroll 以外，团队唯一的女性记者Sacha Pfeiffer 目前在《波士顿环球报》中任商业报道记者，Michael Rezendes 也继续从事调查新闻记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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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oll 如今正在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MIT’s Media Lab）参与研究一个媒体浏览器插件Newspix，已经离开了自己曾经供职了27 年的“聚焦”团队，但聊起曾经的工作和同事们，他依旧非常兴奋，“我是这个团队的数据极客！我负责所有与数据库有关的事情！”

二、“聚焦”和聚焦的故事

谈到这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电影《聚焦》，Carroll 形容这仿佛是一本真实到无法再真实的小说。他说在写剧本时，撰写剧本的人一次次发来剧本内容，他们一起校正、修改，才有了最终如此逼真的场景。

“当时只完成了95%，导演邀请我们所有的团队成员和家属们在一个房间里看初剪版本。我看完就懵了，一个不是我的人竟然在演着几乎每一件我做过的事情！”随后当团队一起去多伦多参加一个放映活动，在影院里再一次观影的时候，他这才分辨出了自己真是在看一部电影，而非自己的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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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Carroll 有一个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情景——当他在神父任职记录册里寻找猥亵儿童的可疑神父时，竟然找到一位就居住在他家附近街角的一处房中，这时他在冰箱上贴了一张该房子的照片并标注了地址，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远离那里。“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他真的是一个坏人。”影片中调查报道发布后， Carroll 摔了一叠当日的报纸在这位神父家门口，他说很遗憾这只是为了情节需要而加入的，“这个行为很酷，我也希望自己当时这样丢了份报纸在他门口！”

（一）调查方向

在对事实确认的调查初始阶段，记者们更多地关注到的是那些受害者个案。他们通过查找过往新闻片段中涉及神父猥亵孩童的信息以及档案， 找到了来自受害者组织SNAP （Survivors Network of those Abused by Priests）中的一位受害者，根据他的讲述首先确定了13 位可疑神父名单。随后，记者们寻找到当年被猥亵、如今已经成家立业的受害者们，他们中的有些人依旧生活在当年的阴影中，痛苦地讲述了当时的受害经过。

可就在记者们手中掌握了越来越多受害者故事时，主编Baron 重新确定了调查方向。“当时主编希望调查应该聚焦在教会机构而不是个案，Baron 觉得个案的报道只会将报道变得不了了之，因为神父可以否认单一受害者的说法。”于是，Carroll 和同事们明确了当务之急是在了解神父猥亵儿童时，要聚焦教会对不同教区的神父们作出了什么处置、有何种共性特征，关注天主教会机构本身。

正如Carroll 所言，事实上教会在知情情况下，不停地更换可疑神父的教区，而在其随后新上任的教区里，天主教徒们并不知道这位神父的过去。

（二）调查故事

尽管调查发生在十多年前，但如今说起这些Carroll 依旧义愤填膺，“这简直是恐怖的一件事情！怎么可以这样！简直可怕之极。”谈及此，Carroll 提高了自己的嗓音。他向我们回忆了一位自己采访过至今仍旧印象深刻的受害者。

“我是在一堆信件中看到这封写给主教Law 的信，当我们找到她家中时，刚开口提到神父Geoghan 的名字，她的眼泪就喷涌而出。”后来通过聊天得知，这位母亲家境清贫却有很多孩子。在神父Gegoghan 的教区里，他得知这一情况后，曾经对她一家非常友善，晚上甚至经常去她家照顾孩子睡觉。可直到数年之后，这位母亲才知道自己所有孩子都被Geoghan 猥亵过，正是发生在神父每次照顾孩子睡觉的时候，这让她错愕不已，“她的丈夫一听到这个就和她离婚了，她不断重复告诉我，她的家庭被这位神父彻底摧毁了。” Carroll 说这位母亲的姐姐当时很生气，于是给主教 Law 写了一封信，控诉他的种种行为。而这封信，最后就成为了指证主教早已得知教区内神父猥亵儿童的行为，成为了诸多证据中最有力的一项。

三、数据和调查新闻

Carroll 说自己不仅仅是一名调查报道记者，“我是团队中负责数据库部分的人，这在互联网刚发展起来的那个年代非常酷！” 在“聚焦”团队中，他们在日常调查报道过程中，向政府的不同机构索要公开数据，然后建立自己的数据库以方便日后查找使用。

（一）收集数据

在调查方向从个案向机构转变时，Carroll 在报社楼下的档案室内发现了过去完整的波士顿地区神父任职记录册，“这就是一个如今所谓公开的大型数据库，虽然不同与现在的电子版便于搜索，纸质版的数据库在2001 年也非常珍贵。”

就在这些记录手册中，负责人Robinson 找到了其中的共性特征，“他发现教会总是不停地转换一些神父的教区，这是一个大的突破”。最后，大家决定以“未安排”“病退”“休假”等关键词筛选出可疑神父。

图3

要从波士顿地区十多年的神父任职记录册里找到符合条件的神父，Carroll 说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我们只有4 个人，不停地用肉眼查找每一页，用了三至四周才完工。”

他笑着说，自己第一次用电子制表方式将神父名字录入电脑， “Robinson 都没有见过这个！”

最后的结果？让他很惊讶，“竟然有87 位可疑神父！”

图4

数据库除了录入神父名字，当他们得到了疑似猥亵过儿童的神父名字后，Carroll 和团队成员们开始将一个个有关的受害人回忆的故事对应放入表格中，“这样当此后的受害者再说一个神父名字后，我们可以查找到之前其他受害者的故事。”

（二）索要数据

“我们一直追求有力的证据，这是我们与其他媒体最大的不同，我们的证据非常有说服力。”Carroll 很自豪地说道。

当时有不少受害者表示自己曾经受过神父的猥亵，然而却拿不出证据。随后，主编Baron 依据美国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款要求法院公开教会的内部材料，本身是天主教信徒的女法官最终在《波士顿环球报》发稿前不久准许了这个请求。

在等待诉讼结果过程中，记者们并没有闲着，他们不断向知情的受害人代理律师寻求帮助。

由于教会在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连警察和法官都给教会打掩护。调查取证过程中，一份包含了许多受害人信件的证据在法院公开档案中莫名遗失了，这让Carroll 和同事们非常焦急， “很多人说可能是教会拿走了，但是我们并没有证据证明教会取走了这部分重要的证据。”他向我们介绍，在波士顿法院有关案件的资料都是公开的，每一个前来调取和查看的人都有机会随意取走这一叠文件中的几张纸，“哇，可这个律师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用法律手段重新将这一部分证据放回了公开档案中。”

当教会尚未回过神来，“聚焦”团队已经将这些信件录成电子形式，准备公开成为调查报道的一部分。

对比过去和现在，在调查报道中对于数据的运用，Carroll 说现在的电子稿形式方便了不少，“比如教会出的纸质版任职手册，为了更新内容每年不得不出版一本新的纸质版，如果当时有电子版，通过关键词搜索就很容易发现哪些是可疑的神父，完全不需要看完所有的记录册。”然而他表示，正是因为这些纸质版数据库，才追溯发现了神父在历年任职期间是如何更换教区的。“看数据虽然很痛苦，但好在我们发现了其中的故事。”

除了电子版本更便于搜索，Carroll 结合自己当时建立数据库的经验，告诉我们如今周围都是数据，最重要的是找有质量的数据。 “不同于以前的购买数据，现在遍地数据，这让获取数据成本低了很多。以前我获取数据方式都是通过和有数据的人处好关系，然后才能更快地得到数据。当你向对方索要数据同时，要清楚地知道这些数据的用途，而不是毫无理由的索要。”

这一点，得到了不少如今正在维护数据公开的负责人认同。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开数据库负责人Lindsay Young 表示，如今政府很多历史数据都存在API 档案中，记者可以向负责人索取，但是一定要给出相应的目的。

在对数据的真实性确认方面，他说当他们在日常报道中向法院索要信件和数据时，他们会进行数据和个案确认，“我们会挑一些个案去旁听，以查证法院提供的数据是否准确，有时候人都会打错字，这很正常。”

四、新闻影响力和后续

2002 年，当美国人经历了911 事件不久后，“聚焦”的这篇报道发表了。Spotlight 的办公室里收到了上百个热线电话，甚至包括20 多年前的受害者打来叙述了一个个还是孩童时代的“噩梦”。随后，Carroll 和同事们跟进了一系列后续报道，一时间让不少人关注到了这件事情，受害者也渐渐从波士顿，辐射到了美国更多地区。

神父Geoghan 离开了该教区，波士顿地区主教Law 被调离了美国，可却前往罗马的圣母玛利亚大教堂任职。“那可是全世界最高级的罗马天主教教堂之一。”Carroll 摇头叹道。

正如教会对于这一事件的实际回应，关于机构系统性包庇神父猥亵儿童的事情还在上演。近日《华盛顿邮报》正在追踪报道一件严重的神父猥亵孩童案件。“他们现在刚刚拿到法庭记录，这又是一件非常恶劣的儿童猥亵案，自神父Geoghan 案子到现在已经14 年了，类似的案子还在上演！”

不过，对于整个波士顿地区而言，公开报道还是有不少积极的影响。当地政府对于一些经常参与孩子接触较多的机构和人员的审查力度加强很多。Carroll 描述道，“如今一名儿童橄榄球教练在从业前，会被进行背景调查。相关机构会通过警局调查法院记录，如今这一做法在马萨诸塞州已经非常普遍了。”

编辑：郑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