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实践的基点与禁忌

评论实践的基点与禁忌

作者:半月谈杂志社总编室副主任、主任编辑 滕朝阳  2016-06-21 20:16  新传播    【字号:  

  充分尊重事实,以事实为立论基础,是新闻评论实践展开的基点。为于己有利的立论而割裂事实、用联想代替论证而脱离事实、为追求时效而压倒事实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应当成为新闻评论实践中的禁忌。

 

【关键词】评论实践 基点 禁忌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比较而言,众声喧哗比鸦雀无声或“一声独大”要进步得多,因为基于权利的自由表达,可以为增进真理性认识和推动社会整体进步提供更多可能性。勃兴的评论既是这一时代背景的产物,也是这一时代背景的重要构成。但评论也有着建立在属性、原则、规律之上的禁忌,倘若突破禁忌,则可能导致对真理性认识的遮蔽与淹没,甚至对实际工作和变革社会现实的推进产生消极作用。

 

一、评论应严格建基于事实

 

如果说事实是第一位的、新闻是第二位的,评论则可以说是第三位的。在理论上,新闻与评论都源自客观事实,因此,从生成的角度看,新闻与评论都可以直接取材于客观事实,处于并列的位置。不过,根据观察到的历史和现实,评论作者从活生生的现实直接取材,从未成为评论写作的主流,流行的、居主导地位的是以报道为评论的源头。不难看到,往往一个事件刚被报道,以之为对象的评论就铺天盖地,人们称之为舆论热点。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且没有任何止步或逆转的迹象。

评论的本质来源是客观事实,这使评论天然地具有依附性品格,事实没有发生,评论就无从发生。而当评论大量依托报道所提供的事实来展开,则固有的依附性因此上升,并使自己置身于不确定的风险之中。评论的第三位属性,表明评论离事实更远,至少比报道离事实更远,在这样的时空节点上去把握、评判事实,犹如雾里看花,又如隔山打牛,由此导致无效或误伤时有发生便不难理解。

但这种被动难堪的情境,并不意味着评论严格基于事实的基本原则可以有丝毫怀疑或动摇,只意味着评论作者坚守这一原则可能需要比从前付出更多。报道失实将给评论写作带来灭顶之灾,相反,如果记者作风扎实,写作精当,则事实就可以得到真实而完整的呈现,而基于报道事实的评论也就有了可靠的依据。因此,有经验的评论作者,或是吃过亏的媒体,在评论实践中都自觉地或被要求从值得信赖的媒体上去寻找评论由头。

然而,即使是最优秀的记者,也无法做到在事实发生之初就告知受众关于事实的全貌,因为事实的展开有一个过程,而记者对事实的了解又只能在其展开之时或之后。不过,报道能够做到与事实展开相适应,以连续的形态加以推进,而评论则不宜看到一点就发言,更不能迷信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假设,否则就很可能陷于无法自我原谅的被动之中。

充分尊重事实,以事实为立论基础,应当是评论实践的基点,而评论实践的相关禁忌也由此形成。

 

二、立论不能割裂事实

 

有时候,事实在报道中呈现复杂多样的形态,但评论作者却只取了局部事实,对另外的事实构成视而不见。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评论作者没有精研报道特别是那些篇幅较长、信息量大的报道,造成自我遮蔽;一种是评论作者有意选择有利于自我立论的事实,罔顾作为有机构成的其他事实。这两种情况在客观上都会造成对事实整体性的割裂,而又以后一种更令人反感,因为这关涉评论作者的道德操守。建立在事实被肢解基础上的评论,不可能揭示事物的本质,相反易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比如,道德问题人人得而言之,也常常言人人殊。这其实是很正常的,经由充分的讨论,才有可能达成道德共识。问题在于,充分的讨论应在充分的事实上展开才是有益的,否则就很容易造成认知的混乱。例一,为表述简便,姑且称之为“杭州事件”:一位八旬老翁在杭州市区突然摔倒,四肢颤抖,在街上躺了近20分钟,围观者不少,但无人将老人扶起。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热议,有评论指彼时在场的路人“都选择了集体性冷漠”,有评论宣称“中国人”都“已失掉了良知”,还有评论搬出此前“彭宇事件”及其判决,断言现今的道德水平倒退了几十年。基本结论就是:道德现状如此堪忧,乃是因为做好人好事有道德风险,所以人们都选择了见义不为和冷漠相向。

如果评论所依据的事实就是被报道的全部事实,那么评论作者就不会遭遇道德操守的质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很多道德事件,并未以整体真实的形态进入评论作者的视野。例二,姑且称之为“上海事件”:一名女子在上海中山公园龙之梦购物中心一楼的扶梯口晕倒,近半个小时内,周边市民无人上前搀扶。例三,姑且称之为“南京事件”:一个到南京打工的小伙子,下班骑车路上滑倒摔伤,近半小时无人搭救。

上面对三起事件的描述,都是事实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另一部分虽经披露却被忽略然而重要的事实是:在“上海事件”中,所谓“晕倒无人搀扶”的女子后来被一名路过的市民扶起;在“杭州事件”中,目击者、在场者有打120急救电话的,有送上热水袋、羽绒服为老人御寒的;在“南京事件”中,所谓“摔伤无人问”的小伙子被一位好心男子送到医院。

如果从完整的事态观察,这三起事件中都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道德风险的真实存在,但一些评论作者似乎更愿意相信救人于危难隐藏着巨大的道德风险,于是就把不利于确立个人观点的部分重要事实阉割。不过,这样得出来的结论看上去有理有据,但经不起推敲,且很容易加重社会对道德风险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式疑惧。

 

三、论证不能脱离事实

 

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观点与材料的统一,不过是对评论写作的一般要求。一个优秀的评论作者,无疑需要强大的联想、分析与开掘能力,但这些能力只有与事实紧密结合,才能发挥正面效应。脱离事实的推理与论证,都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广东省茂名市曾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官员间的暴力事件,由口角而至于挥动铁锤。媒体甫一报道,尽管真相尚未明了,各种评论便纷纷出笼。应当说,发生在官员之间的暴力事件,近些年时有所闻,其评论价值与官员自杀现象相当。针对这一事件的评论众多,其中一篇评论格外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篇评论把这起官员间的暴力事件归结为权力过于集中,看上去似乎很正确也很深刻,但此种论断应当以建立在分析具体事实的基础上,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然而,在这篇评论发表之前、之时,茂名事件的当事人之间何以发生暴力冲突,仍没有权威的调查结论,那么可以说,这样的立论就面临关键性论据缺失的窘境。事实上,评论作者并非不知道当事人关系恶化的原因尚未浮出水面,但还是从“以往的经验”,“看”出了这一事件“多半与权力的争夺有关”。既然还不知道暴力事件的起因,自然无从由此展开论证,接下来就只能向“以往的经验”乞灵,从而留下致命的逻辑缺陷。

退一步说,即使从其他以往的类似案例,可以合乎逻辑地导出“权力过于集中”的结论,但这个结论,本质上与茂名事件无关。在评论中,茂名事件与“权力过于集中”获得了形式上的关联,但这不过是一种通过嫁接之术形成的假象。“权力过于集中”的结论,作为一种想象之物,抽象地看不能说错,但由于它不是从具体事实本身得出,至少不能切中茂名事件的肯綮。这种以猜测为前提的武断式评论,在客观上是对权威部门屡屡失声的辛辣讽刺,但同时也是评论写作失败的表征。世事纷纭复杂又具体而微,有同事而异形者,有同事而异势者,有同事而异情者。官员间暴力冲突,事虽同而形、势、情所异者正多。也许,以下结论更符合事实真相:官员间的暴力事件成因复杂,试图以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因加以解释,将会被证明是大而无用。

很多时候,评论写作并不需要等到事实巨细无遗地披露之后才开始,但如果决定事实性质、影响事实评判的要素还不得而知,最好不要硬做文章。一个新近发生的事实,可能与过去发生的事实相像,这自然容易引发联想,但联想不能代替事实,脱离“这一个”事实主体的论证很容易沦为虚假论证。

 

四、时效不能压倒事实

 

如果承认评论也像杂文一样,是“感应的神经”,那么时效就应当成为评论写作的自觉追求。“时评”版的遍地开花,既是社会的需求使然,也是评论的品格使然。但在我看来,评论的时效并不具有绝对价值,以压倒事实为代价的时效至上主张尤其值得省思。

对中央出台的新政策,主流媒体有义务通过报道、评论等方式加以宣传,这就对评论提出了时效性的客观要求。积极稳妥的传统做法,是以阐释政策为评论的基本取向。但阐释性评论,如果作者对政策把握不当,就很容易造成释义失当,因此最好是请权威部门的人士执笔。不过,权威部门的人士又往往对评论本身的规律知之不多,写出来的东西未必能做到比政策条文更通俗易懂,难以发挥评论的应有作用。只有加强沟通合作,才能把配合性评论搞好,做到准确、及时、有效。

但如果对一项新政策说三道四,就不仅是一个态度性问题,更是一个科学性问题。任何一项新政策,传导到政策着力点上总需要一个透过诸多环节的过程,也即是说,政策效果如何,绝不可能在其颁布之日就可准确预测。而且,一项新政策可能有瑕疵,但不应有明显缺陷,它的长短利弊,只有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才能看出来,也才有了评论的依据。不过,评论作者在易犯而不自知的急性病之外,往往还有一种求全责备的脾气,指望一项政策、一个文件解决很多与之相关的问题。这种理想化的要求,就像人们要求一篇评论解决很多问题一样不切实际。

不过,对国家层面的新政策,评论作者似乎还怀有一定的尊重,对地方性新举措就没有这么客气。一些地方常有明显荒唐的东西出台,自有加以批评、促其纠正的必要;但在唯时效论英雄的观念指导下,也可能带来很大的消极效应,于实际工作有害无益。

比如,北京市颁布实施了新的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外地学生,与本地学生享受同等入学待遇。了解相关历史进程的人都知道,北京市这项反教育歧视的制度变革可谓来之不易。但这个新政策甫一出台,其政策效果还有待于观察,便有评论人士迅即指出,由于外地学生不能就地参加高考,这一改革使“很多人刚获得的公平感,也变成了挫败感”。

这样的评论,看起来富有远见,却于实际工作无补,只会给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泼冷水。如果学籍制度废旧立新所获致的进步,像评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幻觉,则这一改革就毫无意义。外地学生就地参加高考,应当成为一个自觉追求的目标,但不能因其尚未实现就否定现有改革的阶段性价值。而实际上,围绕学籍制度变化所带来的外地学生与本地学生之间(及其家长)的冲突,以及如何化解冲突走向融合,乃是决定此一改革举措成效甚至成败的关键。但很少有评论触及这样重要的事实和命题,更多的评论则似乎迫不及待地要表达对现实的干预,而来不及或不愿静下心来研究一点实际问题。

编辑:郑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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