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导管原位癌看科技报道面临的挑战
从导管原位癌看科技报道面临的挑战
作者：深圳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 吴炎 编译 2016-10-24 16:43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关于导管原位癌的报道凸现了当今科技报道所面临的挑战。从气候变化、医疗改革、能源和环境监管到政治投票和经济管理，分析并解读复杂并时而自相矛盾的结论需要有对科学知识的相当把握。这使得新闻报道在大众科技知识普及方面的作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关键词】乳腺癌 科技报道 《纽约时报》
一、导管原位癌要不要治？
导管原位癌是否是乳腺癌的前兆？是否需要治疗？在这个问题上，医生们的意见莫衷一是，原因是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据给出答案。导管原位癌是指女性乳房输乳管上有一些异常细胞。有的患者选择切除乳房，有的实施乳房肿瘤切除和化疗。有些则选择观望。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研究论文于2015年8月在新创肿瘤学杂志JAMA Oncology刊出后，立即引起广泛争议。《纽约时报》的吉娜·克拉塔认为导管原位癌几乎没有风险。她在自己《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写道：“导管原位癌患者死于乳腺癌的几率与正常的女人几乎一样。” 《时代周刊》的艾丽斯·帕克则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导管原位癌可能并不像医生们以前所想的那样良性。”而《今日美国》的珍妮弗·卡尔法斯则介绍了两位意见截然相左的专家，而未得出任何结论。她写道：“研究引发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对患乳腺癌早期女人的治疗选择。”但问题是，导管原位癌是否属于乳腺癌早期。
如果你现在感觉一头雾水的话，那么加拿大多伦多女子学院附属医院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斯蒂文·拿罗德及其单位所做的研究及给出的说法也同样让人一头雾水。在做完去除异常细胞的活体切片后，拿罗德对《纽约时报》的吉娜·克拉塔说：“对导管原位癌最好的治疗就是什么也不做。” 但其所在医院发布的新闻则引用他的话说：“导管原位癌与小的侵袭癌比以前所认为的有更多相似性”，“人体有天生的潜力使其扩散到其他器官”。但事实是，研究并未发现任何证据支持这种报道中到处可见的类似说法。同时，报道很少聚焦目前已经很清楚的结论，即年龄和种族才是相关的风险因素。
二、科研论文的可疑性
一个记者，哪怕是只负责报道医疗，或者往窄里说，只负责报道癌症，甚至是只负责报道乳腺癌，他依然有可能难以把握所要报道的东西。当然，几乎不会有记者只负责报道范围这么窄的东西。一名记者一般负责报道的面要宽得多，今天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一项实验，明天又会报道有毒垃圾处理所引发的争议。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必须迅速而准确地解读新闻背后的科学知识，同时要小心报道对象所可能包含的错误和杜撰。
由于数据错误或杜撰内容，有不少研究报告曾被撤回。出于商业或竞争的原因，能够用以评价一项研究项目价值的数据经常被保密。另外，研究项目获得资助的方式也使真相的浮出变得复杂化。很多大学研究项目的资金来自政府。而大学的规则是鼓励发表研究论文。因此，研究者一有了点新东西就急于发表，因为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论文，相当程度上决定其升迁。
科学研究的有效性经常要依赖于严格的同行评审，即当某刊物收到一篇论文，它会邀请相关领域的其他专家来评审该篇论文。但同行评审的信誉度正越来越差。所以，劣质有时甚至是造假的论文也时而漏网。
德高望重科学家所写的论文有时也得不到正当的同行评审。最近，一组研究人员在复制性研究100项心理学科研成果（复制性研究，即不同的研究人员使用相同的方法对不同的对象重复一项研究试验，即研究人员将既有理论应用于新的条件、新的对象，以确定其普遍的适用性）。但他们只成功确认了39项。2015年3月，英国医学杂志BioMed Central经过调查，发现有人企图通过推荐虚假评审人以影响评价结果，因而撤回43篇文章。有人因此抱怨，科学家也作弊，因而记者们难以再依赖同行评审来确定一项研究的真正价值。
美国安进公司的首席癌症研究科学家格伦·百格利在过去10年里搜集了53篇被记者和媒体标为“标志性突破”级别的研究论文，并组织了一个团队进行复制性研究试验。结果他们发现53篇中47篇（89%）的结论是错误的，为不负责任之作。更为糟糕的是，当百格利的团队试图联系论文作者以弄清楚问题所在时，一些作者竟提出要签署保密文件，这样百格利的团队就无权泄露任何研究数据，从而避免人们对其论文提出质疑，以使其作品继续流传于世。
在此事发生的前一年，著名的拜尔医药公司也对47篇癌症研究论文进行了复制性研究，结果发现四分之三的论文为不负责任之作。
当然，复制性研究失败并不完全意味原来的理论是错误的，或者说原来的研究是骗人的。尝试和犯错是科学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事实上，科学报道的部分职能就是说明研究实验中的细微差异和不确定性。美国心理学协会执行理事萨拉·布鲁克哈特表示，做复制性研究是件很复杂的事。比如，由于动物模型很难转化为人类模型，或者由于实验的方法不同，总会出现可再现性、可复制性和普遍适用性方面的问题。而哈佛大学的4位研究人员在今年3月发表于《科学》杂志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从统计学角度看，复制性研究是有缺陷和错误的。布鲁克哈特认为，报道者应将研究论文当作科研过程的一部分，而不应将之视为结论。
同行评审人士有时不能很好地完成其工作。因此，大量研究论文的发表引发出一个问题，即没有足够的评审人员有时间为每项研究进行全面的评审。《纽约客》编辑同时也是波士顿布莱根妇科医院医生的奥突尔·嘎万德认为，记者的调查可能有时会比同行评审来得更全面。他说：“同行评审是有益的。但《纽约客》杂志在审查我的文章时，不但要看我的注释，还要看我注释的内容是否经过精心选择。他们会看我的引语是否合适，会看是否还有五篇文章更值得引用。他们其实是在对我进行同行评审。”考虑到每年有250万篇科学论文发表，嘎万德认为大部分相关的期刊或出版物无法做到严格的同行评审。
但聪明的报道有时可以避开同行评审问题。数据新闻网站FiveThirtyEight首席科学作者克里斯蒂·阿什万登介绍了去年秋天她为一个研究项目所写的分析文章。该研究声称，吸电子烟的年轻人比不吸者有800%的可能性变成真正的香烟瘾者。这项研究的主持者是匹兹堡大学医学院教授布莱恩·普里马克。该研究调查了694位16至26岁的年轻人，并在一年之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一次调查。
第一次调查发现有16位被调查对象吸食电子香烟。经过第二次调查，发现其中6人变成真正的吸烟者。因此，《洛杉矶时报》就出现了这样的标题“研究显示：年轻人吸电子烟更容易变成真正的吸烟者”，而《时代周刊》的标题是“研究显示：吸电子烟是通往吸真烟之路”。阿什万登不满道：“就因为这么6个人开始吸烟，新闻报道就宣称电子烟是通往吸真烟之路。这本来是一项大型调查项目，但这种不当报道却只依赖于那么几个被调查者。”她认为，尽管吸电子烟有导致吸真烟的风险，但被调查的吸电子烟者太少了（只有16人）。这种样本不足以让人得出确切的结论。
三、科技记者要多向专家请教
科技记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同科学家一样，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是专家。举个例子，在最近的两个月中，《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卡尔·兹默写了海洋升温、灰树害虫、动物模拟行为、原始人饮食法、疫苗、蝾螈真菌、胎儿细胞向母体转移等多个题材。他之所以能跨越这么多题材，不是因为他本人是所涉各个领域的专家，而是他能找个相关的专家。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不少专家都有着自己的偏见。因此，只问询某个专业权威的意见是不够的。对于比较复杂的题材，兹默会咨询六七名专家，尽管可能只有其中一两位会出现在他的文章里。
记者利用专家帮助自己评审研究项目理所当然。但这样做的人似乎并不多。而在当今社会，科学问题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篇政治性报道也可能包含科学问题。兹默表示，希望所有的记者，不管是否负责科技报道，都要重视科技问题，尤其是当报道内容与科技有关时。记者要找可靠的资源来验证报道中的科技内容。如果自己认识的科学家不多，就应该请同事帮忙介绍相关的科学家。
因为很多科研的结果只具有一时性，所以科技报道有时面对的问题就是要向读者解释哪些东西是确定的，哪些是推测性的。《纽约客》编辑凯瑟琳·舒尔兹2015年7月写了篇关于预测太平洋西北沿岸大地震的文章。根据地震学家们的说法，如果从北加利福尼亚到加拿大温哥华岛绵延700英里（约1120公里）的卡斯卡迪亚断层完全断裂，会导致高达9.2级的地震。那将比2011年那场地震和随后在日本发生的大海啸产生更大的破坏力。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将会有一场地震，因为卡斯卡迪亚断层平均每243年就会引发一次地震。但距上次地震已经过去316年了，所以谁也难以准确预测下次地震何时发生并将导致什么后果。
鉴于已有的科学证据，舒尔兹用将来时的时态而不是用更谨慎的“如果”语态来写她的报道：“受（地震）影响的区域将达140万平方英里（约363万平方公里），包括西雅图、塔科马、波特兰、尤金、俄勒冈州首府塞伦、华盛顿州首府奥林匹亚。受影响的人口将达约700万……热水器将落下，砸坏燃气管道。地基不牢的房屋将从地面开裂……地面将变得崎岖不平，房屋将塌落。”而当海啸来临时，情况会变得更糟。
舒尔兹的文章获得2016“国家杂志奖”中的专题文章奖，其中也引用了俄勒冈州立大学地震学家克里斯·勾德芬格的著作。克里斯·勾德芬格认为，舒尔兹的文章风格虽有些哗众取宠，但她关于地震科学的表述是正确的。他说：“只要你不违背事实，加点色彩和幽默没问题。我觉得她这样写没什么问题。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引发人们相关的议论。如果你把同样的内容写得干巴巴，它就不会传播得那么快，也不会产生现在这种效应。”
舒尔兹的文章激起广泛的公众兴趣，但也引发了普遍的担忧。太平洋西北沿岸的多个城市都举办了论坛，探讨对可能即将来临的地震准备不足的问题。同时，政策制定者们也开始谈论应对这些问题所应采取的措施，包括设立海啸发生时疏散人群的道路，以及对建筑物进行加固以增强其抵御地震的能力等。
四、做负责任的报道
一些资深的科技记者很快就能决定应该报道什么和不报道什么。去年9月，《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个研究项目。该研究声称发现了老年痴呆症可以传染的证据。这可是个大发现，也是个令人恐惧的发现。但BuzzFeed 新闻网站的科技编辑弗吉尼娅·休斯决定不报道这项研究。她说：“这是一项可笑的研究。研究对象只有8个人。我觉得这推测性太强了。我们知道这条消息会抢占头条，但我们不会用它。”一天之后，BuzzFeed英国站的科技编辑凯莉·欧克斯决定报道此事，但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她写了篇文章批评这项研究以及各处相关的头条报道。
记者不应该因事件的表面价值而认可它。专门报道研究论文撤回的伊万·奥兰斯基认为，记者应该完全改变他们处理业已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方式。“论文发表后不能报道一次就完了……你对待每一篇论文都要像对待一个活文件。要把每一个发现都当成是暂时的”——尤其是那些占据新闻头条的东西。麻省理工学院奈特科技新闻项目主任狄波拉·波拉姆进一步强调：“科学是一个过程，而每一项研究都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数据点。一定要清楚它处于这个过程曲线的哪个位置。”
编辑：郑晓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