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媒体创新政民互动的趋势研究

大数据时代媒体创新政民互动的趋势研究

作者：广西南宁电视台新媒体部主任、主任编辑 粟战；南宁电视台新媒体部副主任、主任记者 唐彩红  2017-03-14 11:43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在我国，政民互动平台经历了从传统意义上的一对一、一对多，及至如今的多对多网络交互方式，其发展演变历程呈现出从单向到交互转变、从一元向多元转变、民众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三个特点。本文分析了媒体参与政民互动的主要方式——电视问政的运作机制，从重构政治话语权的角度寻找其之所以成为媒体参与政民互动成功模式的原因。并探索在大数据时代，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特点的信息处理能力现状下，媒体与政民互动之间产生的聚变。

【关键词】政民互动 电视问政 政务云

在我国，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人民的喉舌。媒体以其参与政治生活领域的深入度，赢得了公信力和权威性。然而，在新传播媒介的冲击下，媒体的公信力日益受到削弱，媒体需要在寻找与政府更紧密的关系中，在服务民众的民生需求中，维护自身的公信力，获得受众的信任和关注，从而转化为综合影响力。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政民互动便是媒体实现这一目标的渠道之一。

一、我国政民互动形式的发展演变

政民互动是指政府部门及其管理人员利用各种社会媒体工具开展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各种交互行为及其过程。政民互动涉及两个基本主体: 政府和公民，两个主体之间沟通的介质即政民互动平台。在我国，政民互动平台经历了从传统意义上的一对一、一对多，及至如今的多对多网络交互方式。

最先出现的政民互动渠道毫无疑问是信函，这种古老的沟通方式简单直接，但互动时间成本高，且互动达成的几率低，过于依赖收信人的执政理念和为政方式。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电话的快速普及，政府的执政理念也随着技术和时代的发展进一步开放，各种热线电话、举报电话给了民众更直观的交互体验，各地12345市长热线成为市民与政府沟通的桥梁，政民互动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互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办公自动化（OA）和信息化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为我国日后电子政务及基于电子政务平台的政民互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9年在我国政府机关正式启动的“政府上网”工程，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化开始普遍步入互联网时代。在web网页上进行的政民互动通常是以附属功能模式出现，比如在政府网站上开辟一个板块，如市长邮箱、公仆信箱等供网友直接发送电子邮件；另一种是开辟留言板栏目，由网民留言提问或者建言献策，相关部门和领导按周期阶段性回复。

近几年来，随着无线网络访问速度的提高和移动终端的普及，博客、微博、微信等新社交媒体应用发展成为网络问政平台这一新的政民互动渠道。网络问政平台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以网络为载体供网民和政府进行沟通交流的具备操作性的信息处理平台。它既包括政府部门设置的专一网络问政平台，也包括政府部门和广大民众通过网络媒体进行沟通交流的其他问政平台，如论坛、博客、微博、网站、APP（手机客户端）等。

纵观我国政民互动形式的发展演变历程，可以看出其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一是从单向到交互转变，从信函留言到双向反馈的机制，不仅是形式和时效性上的变化，更带来互动体验和功能上的改变；二是从一元向多元转变，政民互动每一次形式的更迭，并没有摒弃原有的渠道，而是在原有基础上适应新媒介增加新形式，从而实现了书信、电话、PC端、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多元渠道覆盖；三是民众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民众的身份和信息更加隐匿，互动内容也从双方“私人对话”机制变为在公众平台下受大众监督，让参与政民互动的民众掌握了更多主动权。

二、媒体参与政民互动：重构政治话语权的浅尝试

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我国政民互动的形式显得丰富多样，交互的门槛也更低，但也暴露出一些不可忽略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孤岛的现象更为凸显。当前，我国政民互动平台百花齐放，有政府主导的、主流媒体搭建的，也有民间创办的，既有本地的也有更大范围的。这些平台相对独立，无信息共享机制，形成一个个数据孤岛。二是大量信息被淹没在数据海洋之中。平台多样、多元的另一面，是海量信息的杂乱、无序，大量的政民互动信息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和应用，问政信息处理滞后或遗漏现象较为严重。三是追责力度缺乏，大大削弱政民互动的效果。政民互动的出发点在于解民之困，但群众监督的乏力，政府追责机制缺失，使得一些政民互动平台成为摆设，没有切实起到为民解忧的作用。

政民互动需要一个富有监督精神和能力的第三方来推动。媒体（包括传统媒介和社交媒体）一方面深受民众信任，另一方面有效监督政府，成为政民互动集中进行的平台。而在2013年始于传统媒体搭建的各类政民互动平台中，《电视问政》这种正面考问政府官员、最大效率地解决百姓实际困难的电视时政类节目，不仅为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增添了重要一笔，更为民众提供了一种便捷高效、立竿见影的政民互动的方式。2015年全国各类《电视问政》更成为媒体参与政民互动的标杆，促进政民互动从平台走入现实，究其根本，在于其对政治话语权的重构。

在过去，政府官员被毫不留情面地问责，可能只有在上级领导的办公室里或专题会议上，这样让政府官员“难堪”的画面，从未进入过百姓的视线。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评判标准，也基本上掌握在上级部门和制度内的组织人事部门手中。媒体问政节目改变了这样的政治话语权机制，群众手中的“笑脸”或“哭脸”通过媒体的无限传播，到达更多市民、百姓心里，形成对某一官员及其代表的政府机构的政绩印象，也直接影响着年度考核的指标。更为重要的是，电视问政成为政府官员问责的一个重要依据，也就是说，电视问政中市民给出的“笑脸”或“哭脸”，不光让官员们当场“下不了台”，而且还影响着政府官员的政治前途。武汉、银川、洛阳、南宁等多地都出现过因问政节目中考问而被问责甚至下台的官员。

这样一来，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电视直播节目，问政节目更多地承担着社会监督者的作用，它的影响和意义也已远远超过新闻学的范畴，成为政治领域的一项重要活动。问政节目使得政治话语权产生巨大的分化，纵观几百年的新闻史，从来没有一种新闻监督形式能够像电视问政这样，在政治领域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其以对政治人物立竿见影的影响作用，以及对多个政府机构的大范围影响，完成了对政治话语权的重构，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显著效果的政民互动形式。

三、媒体与政民互动由参与关系到效益融合

媒体问政节目立足民生，剖析矛盾，为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知民情、解民事”搭建桥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大数据和云计算为媒体有效参与政民互动提供了数据和技术支撑，充分利用好大数据，整合政府资源，将推动媒体在政民互动领域成为既接地气、又权威高效的最佳平台。

（一）依托“政务云”，形成政民互动的中心场。

近年来，各级政府打造“政务云”的步伐加快，省会城市已基本建成“政务云”，“政务云”结合了云计算技术的特点，对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进行精简、优化、整合，并通过信息化手段在政务上实现各种业务流程办理和职能服务。根据应用的领域不同，“政务云”分为公共服务云和电子政务云。电子政务云是为政府部门搭建一个底层的基础架构平台，把传统的政务应用迁移到平台上，去共享给各个政府部门，提高它的服务效率和服务的能力。公共服务云定位为由政府主导，整合公共资源，为公民和企业的直接需求提供云服务的创新型服务平台。根据公共服务的行业又可对公共服务云进行细分，如医疗云、社保云、园区云等。

依托“政务云”，整合政府资源，才能为媒体的政民互动平台提供全方位的政务服务和互动反馈。媒体在整合政府云资源时，需获得政务公开办（或信息办、发改委）等机构的支持，通过对现有电子政务系统的重整，打破“信息孤岛”，同时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促进互动内容得到反馈，投诉问题得到解决，形成具有品牌效应的政民互动中心场。

（二）力求机制保障，促进政民互动常态化。

推进政民互动良性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过程，政民互动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的业务和单位众多，单单依靠媒体的力量是无法持续运转的，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政府提供制度层面的保证，使政务互动实现制度化，用制度约束各职能部门对于政民互动平台的重视，才能使政民互动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实现常态化、规范化，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众多电视台开展的问政节目中，除了提供电视节目这一政民互动的渠道，还非常注重对网络政民互动平台的搭建。如南宁电视台同步在网络平台推出的专题，开发了问政类手机客户端，实现Android和iOS同步上架、更新，通过互联网云平台实现PC、手机微信、APP同步直播节目，统筹解决节目现场、专题页面、手机微信、APP等多个平台数据同步实时汇集。在APP“我来问政”栏目中，全程展示政民互动问题跟踪反馈过程，由市纪委发文或统筹有关部门定期对网友的提问进行回复、跟踪解决，使网友问政更加及时、透明，大大提高这一政民互动平台的持续影响力。

通过对大数据和云平台的应用，政民互动平台可实时统计分析各单位对政民互动内容的回复时间、数量、反馈或解决问题的节点，整合多个互动渠道进入统一的云平台，实现有效资源的综合利用。

(三)消除政府与民众基于政民互动平台的矛盾。

从初衷来说，政府设立政民互动平台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民众办事、接受民众咨询、解决民众困难。但在实际过程中，政府与民众对于这一平台所赋予的期望或关注的焦点是不同的。具体而言，网民关注最多的是民生话题，关注问题级别多为街道级，关注的形式主要是通过投诉举报和咨询；而政府关注的主要是城区、市级以上的公共问题，关注的渠道主要通过投诉举报和建言献策这两种形式，对于咨询这种形式提出的公共问题予以的关注比较少。此外，对于互动内容的反馈和处理时间，政府与民众的心理值也不一样，政府反馈处理的周期约为7—10个工作日，而民众对于反馈的时间需求在24小时之内。这就造成政府和民众在政民互动平台上产生了矛盾：他们的关注和诉求难以交汇。

有学者在2014年10月对国内9个省市政府网站的政民互动通道进行抽样统计发现，只有4个网站有效回复了，平均回复处理时间分别为: 上海市26.5天，深圳市3.7天，浙江省26.8天，江西省20.6天。其中深圳市的答复时间虽短，但答复内容多为“已转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并无详细答复，其他3个网站答复虽然详细，但平均回复时间都已达到3周以上，这与美国联邦政府的两个工作日回复要求相比，差距较大。

因此，政府与民众关于政民互动的关注点和反馈时间的矛盾，还需要在机制保障的基础上，由统筹机构统一制定各类政民互动话题的反馈时间、解决机制。同时，还要以数据分析为基础，建立政民互动效益评价体系，让受众来评估和考量政府的回复与反馈，这不仅可为政府相关部门在完善自身工作时提供部分参考依据，也使得除当事人之外的民众可以对政府的工作质量进行衡量，从而让政民双方更加巩固信任度。

四、大数据时代媒体形态应向数据专家角色演变

通过搭建政民互动渠道，媒体可以集聚大量的有各种诉求的用户。媒体如果忽视为这些细分用户提供超越媒体职能外的行业服务，就会“超脱”于现在数据为王、服务至上的时代要求。

政民互动环境的改善也为媒体带来了新的契机，就是由大数据挖掘萌生数据分析服务产业的可能性。

媒体以多年单一的宣传职能所生产、累积出庞大的图文、视频内容库，本身就能构建成为一个大的数据库，通过历史数据的积累以及挖掘，这些在过去传统媒体模式下静躺在媒体仓库、价值趋近于零的历史数据，在新的数据服务体系下，会因为它的历史文献价值重新估价。

最重要的方面，媒体必须重视借助政民互动渠道构建自己的用户数据库，并且获取这部分数据的成本较商业运作获取的用户大大降低，媒体知道这些用户关心什么、在做什么，他们的价值诉求，以及背后代表的用户取向。再通过对这些诉求的整理、挖掘、分析，抓取用户和客户的痛点，提供更好的渠道整合，或是更多的增值服务。当然，媒体的数据大多都是非结构性数据，它的价值，包括提取、分析挖掘还有待完善。但只要它的数据累积一旦充分，基于自己的模式和场景构建好了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模式，把媒体和服务之间的价值打通，它会产生巨大的想象空间。

在新媒体时代，基于政民互动构建的大数据库的维护、分析挖掘与价值变现，将推动媒体转型为数据专家，成为向政府提供咨询的智囊库、政府购买服务的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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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郑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