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中的“我群”“你群”“他群”

对外传播中的“我群”“你群”“他群”

作者:英文《深圳日报》总编辑、博士、副译审 董海涛  2017-08-07 15:08  新传播    【字号:  

  在对外传播中有着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以平等的姿态展开对话,把“我 -他”的主客体思维转换成为“我 -你”的主体间性思维,有助于提升传播效果。虽然“我 -你”之间的主体间性思维在对外传播中大有裨益,但有时来自“他群”不留情面的冷静观察和客观批评也有醍醐灌顶之效。

【关键词】对外传播 我群 你群 他群

 

一个国家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就必须摆脱依附和从属地位,成为独立的经济、政治和思想主体,建立完备的对外传播体系,在国际事务中敢于表达、乐于表达、善于表达,为国家利益发出强大而有力的声音。

 

一、“我群”和“他群”

 

在国家交往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一国公民往往通过与他国公民的比较认识自己的民族特性,形成一种强烈的群体自我意识和自我界定,亦即“我群”(we-group)。这种精神纽带组成了一个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由此产生了共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这种集体身份认同也同时勾勒出一条明确的行为边界,凸显出完全不同于“我群”的“他群”(they-group)。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在《民俗》(Folkways)一书中提出的“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alism)理论是分析“我群”和“他群”的一个经典视角。“民族中心主义”强调每个民族的不同特质、意识、信仰和好恶。人们习惯于把自己所属的群体作为一切事物的中心,并以此为出发点采用自己所熟知的生活世界中通行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来观察、理解甚至批判和嘲讽其他民族文化。法国当代作家阿明 ·马卢夫(Amin Maalouf)也曾在他的著作《无序的世界》中对美国遭到911恐怖袭击后的世界做出反思:“当我们在谈论‘他者’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忘记,无论我们是谁,身在何方,处于何种位置,我们同时也是他人眼中的‘他者’”。这种非此即彼、以“我-他”对立的方式来划分群体的“二分法”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不同意识形态带来的差别,容易激化民族矛盾,形成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

 

二、“我群”和“你群”

 

在对外传播中,引入“我群”(we-group)和“你群” (you-group)对于消解“我群”和“他群”的对立以及保持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平衡大有帮助。有着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以平等的姿态展开对话,把“我和他”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转换成为“我和你”的主体间性思维(强调主体和主体的关系,把对象世界,特别是精神现象不是看作客体,而是看作主体,并确认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共生性和交流关系)。这一转换的逻辑意义在于:“主体间性意味着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人类文化的全部,它拒绝承认绝对的普遍性。任何传播都必须具备主体间性,才能成为主体之间交往的内容。传播中的意义不是在主体自身形成,而是在主体和主体之间形成的。 ”① 同时,在对外传播中,“他群”的定位多少显得有些陌生,多少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因为“我和他”之间的传播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而“我和你”之间这种类似面对面的交流,就显得亲近许多,因为“你”这一称谓已经是以交流双方彼此相识作为一种无形的前提。

进而言之,从传播技术变革的角度来看,以前各国的对外传播连接的确是“我群”和“他群”,因为传者和受者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国度,信息的传递和接收之间有个很长的时空差距和转换过程。而随着网络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现在的新闻一旦对外发布,全世界所有的受众,无论在哪个国家,身处哪个角落,都能同时得到信息并作出反馈,因此“我群”和“你群”的说法就显得更为科学和客观。犹太哲学家马丁 ·布伯 (MartinBuber)可谓一位具备超前思维的伟大学者。早在 1923年出版的著作《我和你》(Youand Me)中,他就主张跳出主体和客体相互对立的“我 -他”传播关系,转向具有人格特点的“我 -你”传播关系。

 

三、“我群 -你群 -他群”的共同场域

 

基于历史发展脉络,当前我国对外传播体系的建构非常注重执政党的意志体现和维护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亦即着重强调“我群”的边界范围。“其实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种僵化的世界观,而是一种解释社会现象的动态体系,是一种具有合法化功能的认知结构。” ②一个国家在维护自身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有没有刚性需求?答案是肯定的。以中国为例,国家的核心利益如领土完整和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等,都是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必须牢牢把握的刚性原则。除了这些不能动摇的刚性需求,为了在不同意识形态之间谋求平衡并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彼此了解和相互包容,我们应当更多心平气和地开展诸如“我 -你”之间的沟通交流,不要轻易就将外国媒体的负面报道上升为“我 -他”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的对外传播就会变得非常被动,也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西方国家和媒体对中国社会问题高度关注,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他们迫切希望更清楚、更深入了解一个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的期望。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如何理性对待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批评声音。在对外传播中努力寻找跨越意识形态的公共空间,即所谓的“共同场域”(commonfields)不失为明智之举。“场域”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 (PierreBourdieu)提出。他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 (network)和构型 (configuration)。在“我 -他”传播关系中,大家各自表述,自说自话,“共同场域”明显缺失,导致对外传播“传而不通”或“通而不受”。而在具备平等人格特点的“我 -你”传播关系中,“共同场域”会相对广泛和完全,双方之间的认识和了解也会随之深刻而清晰。

正如先贤孟子所言:“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虽然“我 -

你”之间的主体间性思维在对外传播中大有裨益,但有时来自“他群”不留情面的冷静观察和客观批评却有醍醐灌顶之效。如果没有那种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对立,我们有时真的没有必要过分担忧外国媒体关于中国的一些负面报道。不要一看到批评报道就全国人民同仇敌忾。2017年 5月穆迪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国内很多机构站出来表示反对。但一些反驳之词不仅没有切中要害,而且显得苍白无力。我们没有办法马上改变世人的看法,我们也没有必要改变所有人的看法,有时我们还要允许别人站在“他群”的立场对中国的事情表达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想,甚至包括一些我们难以接受的观点、看法和表述。坦率来讲,这些来自外部的批评和意见是中国了解一个真实和不足的自我并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重要渠道。其实,如果仔细审视西方媒体的所有报道,就不难发现中国并非各种负面新闻的焦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媒体,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揭丑意识和冷静的“他群”定位,对自己的国家和领袖也不例外。从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到杰斐逊、麦迪逊等总统,再到现代的布什、克林顿、奥巴马、特朗普等总统,都曾遭到本国媒体不同程度的攻击和谩骂。总统一方面要接受媒体的攻击,另一方面还要誓死捍卫媒体辱骂自己的权利。

美国媒体的揭丑意识源于这样一种认识——群体内部的批判思维非常重要。美国媒体犯过很多错误,做了许多傻事,他们有时和政府针尖对麦芒,以娱乐和调侃领袖为乐,他们“耙粪”的时候还经常有意无意的把“粪”弄到历任总统的身上。“但美国媒体有一件事始终做得很好,那就是牢牢把握一个平衡,这个平衡点就是国家利益。一旦涉及国家利益,媒体和政府就会心有灵犀地站到一起形成统一战线。” ③ 按照我们的说法,这种统一战线,可以理解为在国家利益和大局面前的“我群”意识回归。

 

 

注释

①单波、石义彬 .新闻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16.

②海克 ·霍尔比格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构:决定因素、进展和局限【J】 .国外理论动态,2009(12).

③张国庆 .话语权——美国为什么总是赢得主动【M】,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4.

编辑:郑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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